耶鲁大学教授：早期国家的崩溃反而促进了文化的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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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ALIPU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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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“分”在常人的认知里通常等同于“黑暗时代”，指向许多人世间的悲剧，比如尸横遍野。但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·C.斯科特指出，这种联想经常是错误的。在早期国家，当国家分解为规模较小的政治单元时，这种去中心化意味着政治秩序的崩溃或失败，放弃国家核心地带而四散逃亡，通常说来不会造成什么人口的损失，其实更像是一种人口的重新分配，甚至能挽救许多原本将会丧失的生命。
斯科特教授在《作茧自缚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》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，并探讨了另一种真切的“黑暗时代”。“雅理读书”特从《作茧自缚》中摘录出这部分内容，与读者共飨。
YALIPUB文 / [美]詹姆斯·C.斯科特
（耶鲁大学教授、政治学家、人类学家）
为什么要为“崩溃”而悲伤呢？毕竟，崩溃一词所描述的情境，大多只是一个聚合而成的模块又复归解体而已，从一个复杂的、脆弱的、以压制为己任的国家，分解成为规模更小、没有中心的多个片段？那么为什么崩溃总是令人悲从中来，一个简单却并非肤浅的回答是，对于那些志在记录古代文明的学者以及专业人士来说，崩溃一旦发生，他们所必需的原始材料也就中断了。对于考古学家来说，可供挖掘的重要遗址变少了；对于历史学家来说，记录和文本变少了；对于博物馆工作人员来说，可供展览的大小件出土器物也越来越少。说起古希腊、古埃及“古王国时期”以及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中期的乌鲁克，相关的记录洋洋洒洒，蔚为大观，而到了继之而起的古希腊“黑暗时代”、古埃及“第一中间期”，以及阿卡德帝国统治下的衰败乌鲁克，这些历史阶段就是晦暗不明的，要为它们画像，考古学家难免徒劳无功。然而，到底该怎么理解诸如此类的“留白”阶段，在我看来，应予证明的，正是这样的时代，反而见证了许多原来在国家治下的属民向自由的纵身一跃，也发生了人类福祉的改善。
在这里，我所要挑战的，是一项极少被检验的历史偏见，由其观之，一方面，在国家核心地带这个“塔尖”之上，聚集起大量的人口，此乃文明的胜利；另一方面，当国家分解为规模较小的政治单元时，这种去中心化就意味着政治秩序的崩溃或失败。我坚信，我们应当用平常心去看待崩溃，将崩溃加以“常态化”，如此看来，所谓“崩溃”，经常开创了某种政治秩序的重组，它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，甚至可能是有益的。而在更为集权的案例中，诸如乌尔第三王朝、克里特文明，以及中国秦代，经济以命令和定量配给作为基础，相关的问题就更为复杂，而集中、分散、然后再聚合的循环看起来相当普遍。
当我们说某个古代国家中心“崩溃”时，言下之意就指向了许多人世间的悲剧，比如尸横遍野，但这种联想经常是错误的。当然，一次入侵、一场战争，或者一波流行病，都可能导致人口大规模的死亡，但是放弃国家核心地带而四散逃亡，通常说来不会造成什么人口的损失。后面这种情形，其实更像是一种人口的重新分配，如果是在战争进行时或者流行病肆虐，放弃城市，转移到乡野，其实经常是救死扶伤，许多原本将会丧失的生命，现在得到了挽救。我们之所以对“崩溃”想象不止，很大程度上发端于爱德华·吉本的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。但即便是在这一经典案例中，也有学者指出，人口并没有损失，只不过是重新分配罢了，在此过程中还吸收同化了多个不讲拉丁语的族群，比如哥特人。放宽历史的视野，罗马帝国的“衰亡”其实是一种回归，帝国原本就是由其各个组成单元拼凑而成，现在不过是回到曾经主导这个地方的“旧时代区域拼盘”。
如此说来，当一个大型国家的核心区遭到遗弃或者被毁坏时，文化上会失去些什么，就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。可以想见，无论是劳动分工、贸易规模，还是宫室建筑的营造，都会受到影响。然而话又说回来，文化也同样会存续下来，甚至继续发展，只是转移到了许多小区域的中心，到了这时候，它们就不再继续唯此前的中央马首是瞻。我们绝不能将文化和国家中心混为一谈，在国家模块的金字塔中，宫廷文化是顶点，然而还有更宽广的基础，两者亦不可混为一谈。
▲马丘比丘，建造于15世纪的印加古城，位于秘鲁境内的安第斯山脉中
最重要的是，一国民众的福祉，永远不能等同于统治者或国家核心的权力。对于早期国家的属民来说，为了逃避纳税、征兵、疫情或暴政，而主动离弃农耕以及市镇中心，这样的情形也并非罕见。站在某个常见的角度，他们这么做，仿佛是倒退回了更原始的生存形式，比如觅食或放牧。但站在另一个角度，而我深信这是更宽广的视角，他们可能因此逃脱了徭役和谷物税，躲过了疫情，他们所付出的只是一个受压榨的农奴身份，换来的却是更大的自由以及人身流动，很可能还能避开在军事冲突中丧生的命运。在上述情形中，逃离国家就如同经历了某种解放。在此应予强调，以上所述并非否认国家之外的苦难，远离国家的生活也经常要遭遇其他方式的掠夺和暴力；准确地说，我们在此所主张的是，考古学家并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可据以判定，只要离弃了某个市镇中心，也就堕入了暴力肆虐的残酷状态。
这种人口聚合又分散的不定期循环，可以回溯至先民久远的生存模式，甚至远早于原初国家的出现。比如说，在新仙女木期，因为气温陡降，气候也变得异常干燥，在那种条件下，原本散居四处的先民不得不向更温暖也更湿润的低地聚集，集中到那里，他们有更多的食物资源可以利用。而到了公元前7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（大约在前陶新石器文化阶段A的末期），因作物收成减少，很可能还有流行病的问题，这一次反过来了，人口开始往各处流散。季节轮替，降雨的时间以及雨量也极不均衡，考虑到这一点，我们更是有充分的理由相信，既然饥荒长年不断，农业部落必定会发展出某种天性技能，每到歉收的年份，就离开大规模的定居点，等待环境的改善。
有一位专注于美索不达米亚研究的学者曾指出，有些农民是“两栖”的，原来存在于农耕者和游牧者之间的那条神圣且不可逾越的分界线，对于“两栖农民”来说，是可以轻易穿越的。欧文·拉铁摩尔在论述中国内部的汉蒙边界时，也持有类似激进的观点，而这样的判断在亚当斯那里也有共鸣，他相信：“在游牧民和定居群落之间的联结，是一条双行线，沿着相交的连续地带，随着环境和社会压力的变化，个体和群体有时走过来，有时退回去。”在许多人眼中，这是文明的歧路，是开历史的倒车，但只要进一步端详，这其实不过是因环境多变而长期摸索出的审慎应对之举。
为了应对变动频仍的环境，比如说干旱，在那个时候，任何定居的农业社群都要发展出各种调整举措。在此，我们不妨称它们为“与国家无关的震荡”（non-state related oscillations），这样一来，就可以把它们与“国家的效应”区别开来。我相信，在国家最早出现的时代，之所以某个定居的核心地带被放弃，通常都可以直接或间接追溯至国家的形成。因为国家出现，农作物、人口、牲畜以及市镇经济活动史无前例地聚集在一起，也就导致了一连串的后果频频发生——土壤枯竭、泥沙淤积、洪水、盐渍化、流行病、火灾、疟疾，等等，在国家出现之前，它们从未有如此规模的存在，而在国家出现后，其中任何一种力量都可以缓慢甚至在转瞬之间夷平一座城市，摧毁一个国家。
▲巴比伦，建于公元前2350多年，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
最后的，而对我们的讨论而言也许是最重要的，是导致国家灭亡的直接政治原因：也即政治体的消灭！苛捐杂税、内战以及宫廷政变、城邦之间的战争、残忍的肉刑以及各种侮辱践踏的举措，凡此种种都可以称为“国家的效应”（state effects），它们单独一种或者叠加起来，都能导致一个国家的崩溃。在困难时期，人口逃离国家的核心产粮地带，再加上屡禁不止的“往山里跑”和回归游牧的模式，对于把人力作为天大的事的国家来说，这种人口流失可能充当着某种自我调节的机制。可以想见，当国家得知属民正在大批潜逃时，统治者就会采取积极的措施，减轻民众的负担，阻止人口的逃亡潮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崩溃还是频繁发生，这也就表明，国家发出的信息要么是没有被下面接收到，要么就是被当作耳旁风。
崩溃只是插曲，通常而言，紧跟着到来的就是历史上所知的“黑暗时代”。当然，正如崩溃一词的含义需要细致的检讨以及批判，“黑暗时代”这个词也要首先打个问号：所谓“黑暗”，究竟是对谁而言的，又指的是哪些方面？在历史上，一如王朝鼎盛的高光时刻，黑暗时代也是无处不在的。很多时候，“黑暗时代”这个词只是一种宣传手段，大权集于中心的王朝用它指称自己的前朝，用此前的不统一和无中心的状态来凸显本朝的成就。但无论如何，仅仅因为国家核心地带人口减少，不再营造大型建筑，也缺失了宫廷记录，就扣上一个黑暗时代的帽子，仿佛是文明之火焰一下子就被熄灭了，这就像是欲加之罪了。
当然，历史上确有很多阶段——外敌入侵、疫情肆虐、洪水干旱，动辄夺走成千上万的生命，幸存者也不免颠沛流离（或者沦为奴隶）。在此类情形中，“黑暗时代”这个词也只是一个便利的概念工具而已。无论如何，时代的“黑暗程度”都要经过经验性的探讨才能下判断，而不是一种可以随意派发的标签。对于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来说，当他们尝试着去阐释某个黑暗时代时，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所知的实在太过有限——也别忘了，这一阶段为何得名“黑暗时代”，不正因如此吗！
在我们视线里，至少有两重障碍：首先要说，某个政治构造自命不凡的“顶尖”板块，现在已消失不见。如果想要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对于我们来说，所能做的只有侦察外围边缘，考察那些更小的市镇、村落以及牧区营地。其次要说，地下埋藏的书面记录以及浅浮雕即便没有完全消失，也已大幅减少，如此说来，我们即便不是“身处一片漆黑之中”，说得乐观些，也是进入了难以追踪和断代的口传文化领域。对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来说，宫廷中心的自我记录提供的是便利的“一站式购物”，现在则让位于一个“黑暗时代”，它是破碎的、零散的，且基本上无记录可循。
通说认为，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即将结束之时，乌尔第三王朝陷入“崩溃”，而在此之后，苏美尔人繁衍生息的冲积平原就进入了一个“黑暗时代”，至于这一阶段持续了多久，现在存有争议。许多此前定居的基地，现在遭到遗弃。“这个时候，定居的生活已经接近消亡，而原本应当记录下这一过程的当地史书和档案，也在此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”说到人口减少的幅度之巨，现在已经取得了学界共识：“根据一项估算，在黎凡特的南部地区，人口数量锐减，大致只剩从前水平的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，”布拉德班克这样写道，“此前大规模的定居点现在大都空空荡荡，取而代之的是零散分布的聚落，它们规模小得可怜，也存在不了许久。”
▲乌鲁克城，苏美尔文明重要遗址，已知的全世界最早产生的文明
关于这一次崩溃，常见的解释是起因于阿摩利人的“入侵”，而这支游牧民族之所以远道而来，大概是干旱降临在他们原来的家园，让他们不得不向外迁徙。但是，虽有入侵，却看不到大规模的血腥屠杀——这也符合我们关于人力重要性的理解——而阿摩利人霸权的建立，看起来也经过了一个渐进的过程。当地人口到底遭遇到什么，迄今仍是个谜。有可能，此地的原住民四下逃散，流动到很远的地方，但至少没有找到人口被屠杀的证据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干旱或流行病疫情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，幸存者也不得不散居开来。如此看来，阿摩利人的统治要比乌尔第三王朝更温和。阿摩利人的统治者似乎废除了大部分的税收和徭役——也许这么做只是为了阻止人口的大规模外逃——他们所鼓励的，是一个由众多农民、商人以及自由民所组成的社会。但无论故事怎么讲，这段历史都不牵涉到蛮族的掠夺和暴行。
关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，我们所承袭的大部分都来自前后三个世纪的“强国”阶段，也即乌尔第三王朝、阿卡德以及巴比伦短暂称霸的时代，它们留下了更充裕的历史记录。然而，塞斯·理查森也告诫我们，这一历史阶段实乃异常，从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600年，在长达九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，竟有七个世纪都是割据以及去中心化的历史阶段。说起这七个世纪的历史，称之为“黑暗”，只能说是缺乏一个光彩夺目的、留存下编年史的国家，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，它是因为饥荒或暴力而黑暗的。
再说埃及，其第一个“黑暗时代”被称为“第一中间期”，持续时间略长于一个世纪（公元前2160年至公元前2030年），介于古王国和中王国之间。在此期间，似乎没有发现人口的陡降，甚至连定居形态的零散化都没有出现。准确地说，这一阶段所经历的，只是中央统治无法维持其连续性，因而出现了一次间断而已。见诸史册的结果就是“诺马尔赫”（nomarchs）——也即盘踞地方的省级统治者——的崛起，当时，对于中央朝廷，他们只需保持名义上的效忠。税负可能有所降低，而诸省的精英甚至擅自做主，原本只能由中央统治者享用的仪典，他们也开始仿效。在此意义上，这一时期代表了一波小规模的文化民主化。总而言之，第一中间期看起来与其说是一段黑暗时代，不如说是一段短暂的插曲，其主基调在于去中心化——现在几乎可以确定，追根溯源，这是由于尼罗河水位降低，导致农作物庄稼歉收，中央国家也因之放松了对其属民的掌控。细看这一时期的铭文，所讲述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匮乏，还多有提到社会关系的革命——比如掠夺、洗劫粮仓、穷人翻身、富人潦倒。
古希腊文明的黑暗时代，大约从公元前1100年开始，到公元前700年结束。在这一时期，许多壮观的宫室建筑遭到焚烧和毁坏，核心地带被遗弃；贸易大幅度缩减，而用线形文字B的书写也消失了。学者给出了许多原因，但均无法证实：多利亚人的入侵、地中海上神秘“海洋部落”的入侵、旱灾，也可能是疾病。在文化意义上，这一时期被看作是一段黑暗时代，继之而起的就是希腊文明古典时代的光辉灿烂。但如前所述，无论《奥德赛》，还是《伊利亚德》，口述史诗都可追溯至希腊文明的黑暗时代，只是后来才抄录为我们现在所知的文字形式。
▲特奥蒂瓦坎古城，印第安文明的重要遗址
事实上，我们也可以认为，这种口述史诗如要存续下来，就要通过反复不断的表演和记诵，在此意义上，它们构成了一种更为民主的文化形式，远远超出了用文字写成的文本，后者的传承并非通过表演，而是要依靠受过教育、能识字辨文的精英，他们只是人数很少的阶级。在希腊的黑暗时代，此前的城邦经历了一段漫长且毫无起色的黯淡时光，即便有些城邦幸存下来，也变得更小，零星分布，自给自足，其中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们现在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，而它们到底做了什么，竟奠定了古典希腊随后的繁盛景象，我们也不得而知。
这么说来，若要代表这些古典的黑暗时代而发声的话，我要说，它们对人类福祉或许是大有裨益的。每当进入黑暗时代，就会出现人口的离散，而其中大多应当是一种逃离，躲避战争、税收、疫情、作物歉收、征召入伍。若是这样，原本在国家统治之下因密集的定居生活所可能导致的最严重的损失，也就可能有所挽回。在此阶段所存在的去中心化，不仅可以减轻国家所强加的负担，甚至可能引入某种适度的平等主义。最后，只要我们打破偏执，不再认定文化的创造必定来自光彩夺目的国家核心地带，那么去中心化以及人口的离散也会促成文化生产的重组以及多样态。
终于到了本书的最后，我还希望再去探索下另一种真切的“黑暗时代”，它们在空间上远离国家的核心地带，从未得到承认，也没有留下记录。在早期国家的历史阶段，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口并非生活在国家之内，而是不属于国家的狩猎者和采集者。威廉·麦克尼尔曾推测，那些由核心产粮区的大聚居所生出的疾病，对于生活在市镇中的人口来说，他们慢慢发展出适应能力，而病毒的伤害也就有所减弱，但对于狩猎采集部族来说，只要他们一接触到这些新异的疾病，就有可能被消灭个干净。
果真如此的话，这些群体生活在国家之外，即便他们大批量的死去，既未见于史册，也无法获得关注——在有记录的历史里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；流行病也就是这么摧残美洲“新世界”人口的，欧洲人登陆后，病毒深入内陆的速度远快于殖民者的脚步，当原住民一批批染病死亡时，欧洲人距离现场还远着呢，甚至连惨状都无法目睹。一直持续到19世纪，文明世界都在掠夺国家之外的人口，将他们作为奴隶，如果把因流行病而丧命的人数加上奴隶的人头数，我们也就有了一部史诗级别的“黑暗时代”，领衔主演的是那些“没有历史”的部族，然而在历史本身的进程中，他们却处在隐蔽的角落，无人关注。
《作茧自缚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》
- 雅理译丛 -
[美]詹姆斯·C.斯科特-著 田雷-译
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版
本书带领读者穿越到人类早期文明国家形成的历史，著名考古学家、牛津大学教授巴里·坎利夫爵士盛赞本书：“历史就应该这么写！”
这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、著名政治学家、人类学家詹姆斯·C.斯科特的最新著作，全书以大历史的纵横视野探究了人类社会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，主要关注两河流域也即美索不达米亚的初民国家，必要时也纳入了对古埃及文明和古代中国的比较分析。这是斯科特集毕生功力，综合考古学、生物学、环境史、人口学等多学科的最新研究，所写作的人类早期国家的文明史。本书既有跨越数千年、游走多个人类早期文明的恢弘视野，同时又随处可见严谨、细致、令读者拍案叫绝的分析，对人类早期国家的形成这个文明史的大问题，书中提出了若干极具颠覆性的观点，并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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